1970年江苏省徐州市上山一号汉墓出土在一小块绿松石料上，琢出母鸽哺喂子鸽怆滞磷丹状，造型生动，形象逼真，雕琢技艺娴熟高超，是一件微型圆雕珍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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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松石在中国使用的甚早，延续的时间亦甚长，然而没有像闪玉(软玉)一样在中国广泛的使用，就这一原因在本文中结合绿松石的作品来分析，探讨这种现象的成因。
在中国绿松石的使用时间久远，将目前所见的绿松石出土资料及传世作品进行整理，则自新石器时代晚期以来，绿松石的使用大致可分成三个方式，即作为坠饰、嵌饰、象生器；
绿松石作为坠饰
坠饰可能还是人类诸多种装饰器中较早的类型。作为坠饰使用的绿松石，其用料随意，可大可小、形状不拘，作工简单，仅需钻上一小孔，即可佩带。新石器时代各地区文化遗址出土的坠饰，取料常是就地取材，骨、角、蚌、陶、玉石等均属常见的，而零星的几件绿松石，由于其呈蓝、绿色泽，推测当时可能是极讨喜而被视为珍贵之物的。1
绿松石作为嵌饰
绿松石除普遍作为坠饰之外，最常见的使用场合是作为嵌饰片，嵌饰的使用甚早，延续的时间亦长。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以绿松石作嵌饰的文化甚多，惟各地区文化嵌饰的方式不尽相同。简单区分的话有四种方式：
(1)单片分开嵌式；
(2)多量不定形嵌片密集嵌式；
(3)定量切边整齐的嵌片作马赛克的嵌式；而嵌黏的胎体质材，常见者有木、陶、骨、玉石、青铜等，其相应的周边辅助技术，依各时代、各文化、各种嵌饰方式之需要而有不同。
今日所见绿松石嵌饰遗物以青铜质、骨质、玉石质者居多；木质者由于木料易于腐朽而大多不见原器了。
(1)单片分开嵌饰的方式；此一嵌式在新石器时代晚期是极普遍的，有名的例子如：山东大汶口文化遗址出土的嵌绿松石圆片的骨筒形器，、山东临胊朱封龙山文化遗址出土的嵌绿松石图片的镂空玉饰；乃至于二里头文化遗址出土的玉刀、半月形器上的绿松石嵌片，皆为此一方式的嵌饰。2此嵌式大多先将绿松石材料裁成圆片状，嵌饰于原来已经作好的圆孔或圆窝中；而两个左右对称的绿松石圆嵌片，常被认为为面相的双眼。
(2)多量不定形小嵌片密集嵌式；比一嵌饰的方式常见于山西陶寺文化遗址所出的嵌饰器上。陶寺遗址于八十年代的发掘，出土绿松石片达900余枚，大多作为发簪或头饰等的嵌片，其是否也作为漆器上的嵌片不甚清楚。3而1998年发表的山西临汾下靳陶寺文化遗址所出的多件手镯，也是用同样的方式嵌黏绿松石片制作而成的。4此一嵌饰技术，必需有一些相应的辅助知识与技术，其中最重要的是利用织物与胶的知识，其与当时漆器制作技术的发展有密切关系；5此法作成的嵌饰器，其胶出土时均已呈黑色。
（3）定量切边整齐作马赛克的嵌式；此一嵌式的应用以甘青地区马家窑、齐家文化为主，嵌饰的胎体常是骨、玉石器，嵌片略大些，边缘裁切整齐，每一片间作拼图式的密合嵌黏，其是否曾嵌出图案来，不甚清楚。一件出于青海同德宗日遗址马家窑文化的石棺墓中的贴绿松石骨臂饰，以骨材制作出筒形臂饰，再于其外表面贴饰绿松石片；同出于宗日遗址的墓葬内，一板岩上嵌饰绿松石片，亦将大小不形状各异的松石片，边缘裁切整齐，作马赛克式嵌黏，其中的二片，在角落的地方尚有小穿孔。6
绿松石象生器的制作
殷墟妇好墓出土几件绿松石象生器，其中一件绿松石鸽，绿色微发蓝，长6.高2.8厘米；一件蝉、蛙合体，绿色，一面雕蝉一面雕蛙，长宽1.厚1.4厘米；一般而言，绿松石的圆雕象生器，其大小仍受到材料的限制。
商代出土绿松石象生器的遗址，目前尚知有山东藤县前掌大商代遗址出土的一件鸟形侧面绿松石雕，绿松石颜色近于绿色而表面有许多更淡色的斑。另外江西新淦大洋洲商代大墓出土一件绿松石蝉，底部平而于颚下钻一孔通至腹部，颜色呈亮丽的天蓝，表面呈色亦较均匀。另一绿松石蛙腹下一凹槽，可作为嵌饰器，颜色亦同于蝉。
综观商代所出绿松石象生器，似乎各地区所用的绿松石材料不尽相同，安阳的、山东的、江西的均各展其松石的特色，然整体较之，江西新淦使用的松石料较佳。惟各地区所制作的绿松石象生器仍都属小型器，而真正作成圆雕者实不多，大多数仅能称作较厚的片雕；此还是由于材料的限制之故，也因此，所制作的动物亦以小型动物为模仿的对象，如蝉、蛙、鸟等；此一些特色显示，商代仍不能克服绿松石料零碎的问题。
绿松石的相关问题
在中国，绿松石的使用虽然甚早，然其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甚至其后的时代中，却始终不如闪玉(软玉)般，发展成为当时精神、宗教的象征礼器，而受到特殊的礼遇与殊荣，究其原因，与其秉赋的矿物特性有关。
绿松石的矿物特性
绿松石其矿物成分是一种含铜、铝和水的磷酸盐，分子式CuAl6〔PO4〕4(OH)8．4H2O；通常产于各种岩石的裂隙中，是所谓的“次生浅成矿床”，矿体常呈细脉状、皮壳状、锺乳状、肾状、结核状，以及其他不规则状，并常混有其他褐铁矿、黏土矿物等杂质，矿块薄或小；因此崩落的矿料亦皆属薄或小块者，且常带着生的矿岩一起崩落。每一地区所产绿松石的成分略异，颜色不一，色调变化由深蓝、淡蓝、蓝绿、绿、黄绿、苹果绿、灰绿色等，颜色变化的原因，目前矿物学家尚未能完全明白，惟一般推测可能与成分中的铜(Cu)与铁(Fe)的含量有关；绿松石遇热易退色，因此，其颜色表现某一程度的不稳定性。7以上这些矿物特性均影响绿松石的利用取向。
绿松石的利用取向于器小、量多集体来表现其特色；器面上少有花纹的装饰；绿松石因其硬度5-6摩氏硬度，比重2.6-2.9，比所谓的闪玉(软玉)硬度低些，故在古代雕刻工具尚不怎么发达的情况下，绿松石理应先得人们的青昧而加以利用。然而目前发现的绿松石遗物大多仅作边缘的裁切，而罕见精雕细琢者。绿松石一经抛光可使颜色加深，或相对色加强，因此，颜色鲜艳夺目，宜于作为其他材质器的嵌饰物。
绿松石矿藏分布狭窄
中国境内绿松石的矿藏，依目前的调查，以湖北西北汉水流域的郧县周边地区为最大的矿区，是昔称的“荆州石”的产地；新疆哈密地区产的绿松石，昔称“河西甸子”，其他尚有云南、安徽、西藏等地均有小矿藏；致于河南西南淅川周边以及陕西东南角白河县周边矿区，事实上与湖北西北属于同一个区域性的大矿带。8因此，湖北产绿松石早为人知，而文献记载荆州石一事，皆引自元末明初文学家陶宗仪的《辍耕录》中的记载。
绿松石不仅在世界各地产地有限，在中国境内亦然，且各矿区的绿松石成分、颜色、特性均略有不同；新石器时代晚期阶段，绿松石料的取得可能是来自于岩石裂隙间的绿松石矿崩落河流中，故其常成不带棱角的圆滚状。基于材料来源的关系，此一时期的绿松石坠饰有二特色：(1)各地区出土的绿松石饰的量均属零星的；(2)器小而薄，形状不拘，且背面常带厚厚的着生矿体；一般长度不超过2公分，形状较多是上窄下宽的坠体形。
龙岗寺出土大型的绿松石璜，以及大量的绿松石坠饰的事实，有别于其他地区文化遗址的器小且量少的绿松石的现象；究其原因，主要是与材料的获得有密切关系；龙岗寺的地理位置，其正位于汉水众多的支流间，与湖北西北郧西、陕西白河等绿松石大矿带的距离不远，且皆在水路交通纲密集的地点，推测当时绿松石料的供应量较之其他地区来得充裕，此一客观条件的合理成立，是其遗留下大量绿松石饰的主要原因。另一个大量出土绿松石坠饰以及珠管饰的地区，是青海柳湾的马家窑、齐家文化遗址；此一遗址迭压的文化层包括马家窑文化半山类型、马厂类型，以及齐家文化层，每一文化层的墓葬均有绿松石坠饰、管珠的出土，然由于此一遗址主要以马厂期文化的活动最为顶盛，因此相应地，马厂期层所出的绿松石饰最为丰富。半山层出土绿松石饰40件，属一些不定型的坠饰以及管珠；马厂层出土204件，包括不定型的坠饰以及管珠，此一数量甚为可观；齐家文化层出土34件，以管珠为多，尚有各形坠饰。9
绿松石在中国使用的甚早，延续的时间亦甚长，然长久以来，绿松石仅作为一般的小型装身器，如坠饰、珠管串饰、嵌饰片等，没有能发展出大型的礼器来，探究其原因，与其自身特性、矿藏分布和获取的难易程度有关。而在探讨此问题的过程中，个人觉得闪玉(软玉)在中国的深得人心，实际与客观的因素才是决定其可以作为漫长的历史中，文化精神的表征物的关键；闪玉(软玉)矿物本身有其优越的适作雕刻的条件，而这些优势是绿松石矿所受限制的，也因此，造成绿松石在古代工艺的制作发展上，不能与闪玉甚至于似玉类的材质竞争。
注释
属于仰韶文化早、中期的西安半坡遗址、陕县庙底沟遗址出土的坠饰，均以陶、骨、贝材质者为多，庙底沟遗址出土有以绿松石作成的坠饰有五件。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庙底沟与三里桥》，(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页60
大汶口遗址出土的此件骨雕高7.7公分，表面抛磨光滑，共嵌绿松石圆片五枚。山东省文物管理处、济南市博物馆，《大汶口-新石器时代墓葬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1974)，页101-10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工作队，<山东临胊朱封龙山文化墓葬>，《考古》1990/7，页59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1987年偃师二里头遗址墓葬发掘简报>，《考古》1992/4，页296。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临汾地区文化局，<山西襄汾县陶寺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0/1，页2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临汾地区文化局，<1978-1980年山西汾陶寺墓地发掘简报>，《考古》1983/1，页30-4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精华》(北京：科学出版社，1993)，页48。
下靳考古队，<山西临汾下靳墓地发掘简报>，《文物》1988/12，页4-13。
陶寺遗址出土相当大量的漆器，惟漆胎大多腐朽，仅见大量的彩绘漆皮，参见注21的几篇发掘报告。
格桑木、陈洪海，《宗日遗址-文物精粹及论述选集》，<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页13-17。
栾秉敖，《中国宝石和玉石》，(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9)，页122-129。
夏湘蓉，《中国古代矿业开发史》，(北京：地质出版社，1986)，页430-442。
同7。
青海省文物管理处考古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青海柳湾》，(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页49-5页166-16页229-2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