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所说，在无国家、雷尿苄钏刑政的管束之时，人人皆各持自己的是非标准，以至于造成相互争斗，天下大乱。就此而言，天下之所以乱的原因是由于是非标准不同而造成的，因此，逻辑呼鳏魇杰上，若要去除这种混乱，使人摆脱“自然状态”的怨恶、亏害，就必须首先统一人们的是非标准
为此，墨子一反血缘宗法的关系，主张通过选贤任能的方式，设立天子、三公、诸侯、政长，并且一国之中，在下者必须服从在上者，上之所是必是之，上之所非必非之，如是，则原来在“自然状态”中一人一义，十人十义的状况便一转而成为千口一词，众人一义的齐同景象，而原来因是非标准不一所造成的相互争斗和亏害既除，则天下自然可得而治。
但凡读过《墨子》一书的人便不难发现，墨子论致乱的原因在不同脉络中有各种不同的说法，除了上述所说之外，最典型的出于《兼爱》篇。墨子和荀子一样，内心怀揣经邦济世、安顿社会秩序的目的和理想。
既要安顿社会秩序，即要首先明确社会秩序何以陷入混乱的原因，“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也，必知乱之所自起，焉（训“乃”）能治之。不知乱之所自起，则不能治”（《兼爱上》）。所谓欲平治天下之乱，当先察乱之根源，此墨子与荀子所同者。
但与墨子不同的是，荀子认为，天下混乱的原因在于“欲多而物寡”的矛盾没有得到合理的解决，而在墨子看来，天下大乱之原因除了无政长以统一是非标准外，还在于人们“不相爱”，墨子云：
乱何自起？起不相爱。臣子之不孝君父，所谓乱也。子自爱不爱父，故亏父而自利。弟自爱而不爱兄，故亏兄而自利。臣自爱不爱君，故亏君而自利，此所谓乱也。虽父之不慈子，兄之不慈弟，君之不慈臣，此亦天下所谓乱也。
父自爱也不爱子，故亏子而自利……是何也，皆起不相爱，虽至天下之为盗贼者亦然。盗爱其室，不爱异室，故窃异室以利其室。盗爱其身不爱人，故窃人以利其身。此何也，皆起不相爱。虽至大夫之相乱家，诸侯之相攻国者亦然……天下之乱物，具此而已矣，察此何自起，皆起不相爱。（《墨子·兼爱上》）
此处，墨子认为，天下之乱起于人与人的不相爱，君臣、父子、兄弟、诸侯、大夫乃至盗贼等，皆只知自爱而不知爱人，亏人以自利，而致天下之乱。就此而言，墨子又把天下之乱的根源归于人的“不相爱”。依墨子，若天下人人相爱，则乱自去，而治自来。
由上可见，墨子的“兼爱”主张是着眼于去乱达治的现实目的而提出的，即此而言，即便兼爱可以提供实际效果，但也只是作为去乱达治的手段而已，而手段不能即可说就具有价值正当性，因为手段本身可善可恶。
如是，兼爱本身的价值正当性问题还需有交待，故墨子又云：“顺天意者，兼相爱，交相利，必得赏；反天意者，别相恶，交先贼，必得罚。”（《天志上》）此即是说，兼爱的价值奠基在于天志（或曰“天意”）。
若使天下兼相爱，爱人若爱其身，犹有不孝者乎？视父兄与君若其身，恶施不孝，犹有不慈者乎？视子弟与臣若其身，恶施不慈，故不孝不慈亡有，犹有盗贼乎？视人之室若其室，谁窃？视人之身若其身，谁贼？故盗贼亡有……若使天下兼相爱，国与国不相攻，家与家不相乱，盗贼亡有，君臣夫子皆能孝慈，若此，则天下治。（《兼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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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在政治上提出了“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等主张。他认为，要根据不同国家的不同情况，有针对性地选择十大主张中最适合的方案。如“国家昏乱”，就选用“尚贤”“尚同”；国家贫弱，就选用“节用”“节葬”；等等。
“兼以易别”是他的社会政治思想的核心，“非攻”是其具体行动纲领。他认为只要大家“兼相爱，交相利”，社会上就没有强凌弱、贵傲贱、智诈愚和各国之间互相攻伐的现象了。他对统治者发动战争带来的祸害以及平常礼俗上的奢侈逸乐，都进行了尖锐的揭露和批判。
在用人原则上，墨子主张任人唯贤，反对任人唯亲，主张“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他还主张从天子、诸侯国君到各级正长，都要“选择天下之贤可者”来充当；而人民与天子国君，则都要服从天志。